政府首腦新聞發布會上的

記者選擇機制：理論闡釋、影響因素與改革策略

本文原載于《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2期

作者：

吳鋒，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教授

一

引言

政府首腦新聞發布會因其發布主體顯要、發布頻次稀缺、發布內容重大，歷來 是新聞界和廣大受眾關注的焦點。毫無疑問，在首腦新聞發布會上，記者的提問機會是稀缺資源。

政府首腦在選擇提問記者時如何做到公開、公平和公正，卻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世界難題。政府首腦新聞發布會是如何選擇提問記者的？哪些因素影響對提問記者的選擇？為什么有的記者被選中，另外一些記者被忽略？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是，以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的文本資料為例，檢驗首腦職務決 定論和首腦個性決定論兩種理論框架，對總理記者選擇行為的解釋力。同時，對不同情境下記者選擇行為的差異進行比較，并對影響記者選擇行為的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二

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領導人新聞發布會源于20世紀初的美國。百余年來，首腦在 新聞發布會上的記者選擇先后經歷了事前選擇模式、現場選擇模式、 代理人模式以及互聯網投票模式等4種模式。對國家領導人公共行為的解釋，學術界有首腦職務決定論和首腦個性決定論兩種理論框架。

(一)首腦職務決定論

首腦職務決定論(presidency-centered explanation)的解釋框架認為，外部因素 是解釋首腦公共行為的主要依據。政府首腦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其公共行為 是國家意志的體現。首腦的決策需權衡政府的組織目標、政治需求，在考量外部環境、限制條件及其職務規范的基礎上履行首腦職務。政府首腦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記者選擇決策受到科技、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影響。

借鑒該解釋框架，根據中國大陸的國情及總理的職責，新聞發布會上的記者選 擇主要考慮以下3個因素。

經濟因素，經濟考慮可能是影響首腦記者選擇行為的首要因素。保障經濟繁榮是政府首腦的核心責任。在中國大陸，推動經濟發展成為中國政府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據，在總理的工作日程中處于優先地位。因而，在新聞發布會上，總理可能優先考量經濟因素，重視記者來源國與中國大陸的雙邊貿易額，給予與中國雙邊貿易額排名靠前的來源國媒體記者更多的機會。

政治因素，政治考慮是影響首腦記者選擇行為的重要因素。中國大陸總理新聞 發布會有許多國家參與，需考慮國際政治或外交因素的影響。中國政府外交的準則是“大國優先”，即將全球性的大國放在主導地位，同時兼顧周邊國家和中小國家。因而，總理在選擇記者時會優先選擇當今世界強國的媒體記者，大國媒體記者可能得到更多的提問機會，中小國家則少有提問機會。

組織聲譽，組織聲譽是首腦記者選擇行為的重要因素。政府首腦的決策行為 受到歷史傳統與組織文化的影響。政府新聞發布會是一個合適的場合，使政府首 腦得以便捷地整合多種媒體資源，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進而提高政府的名聲與地位?？偫碓谛侣劙l布會上的記者選擇行為要考慮媒體的聲譽和地位，傾向于選擇那些聲譽高的媒體記者。

(二)首腦個性決定論

首腦個性決定論的解釋理論(president-centered explanation)認為，首腦自身的內部因素是解釋其公共行為的主要依據。首腦的教育背景和氣質類型等內在因素是解釋其公共行為的主要原因，其決策行為過程受到性格、偏好或特質的影響。政府首腦在新聞發布會上依法享有普通公民的“自由選擇權”。在中國大陸新聞發布會上，總理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權，其記者選擇可能與以下3個因素有關。

任務偏好，作為政府首腦，通常面臨復雜的任務，從政府首腦的偏好出發，更傾向于處理容易的任務而規避復雜的任務。從個人偏好上看，首腦也是一個“經濟人”，在復雜的政務面前，可能傾向于選擇易于處理的任務，樂于回答簡單的問題。在單輪次答問中，總理的提問選擇決策可能與記者提問個數有關，總理可能更情愿回答單一型問題，規避復合型問題。

內容偏好，政治領導人追求高形象價值，喜歡對外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因而 對正面新聞非常感興趣；但對自身或政府的負面新聞則極力避免。既然總理新聞發布會的動機是提升聲譽資本，那么他盡可能規避負面的提問，而熱衷于回答那些非負面的提問。故而，總理的選擇決策可能與記者提問的內容取向有關。

對抗性偏好，對抗性提問是指新聞發布會上與首腦的觀點或政府政策取向相反的提問。在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上，對抗性提問還有特殊的歷史背景。一些西方記者借用總理新聞發布會開放平臺的優勢，試圖以對抗性提問為工具，放大輿論沖突態勢?？偫韽膰逸浾摪踩霭l，對這類記者的提問進行適當 “過濾”，進而將中外輿論的對抗強度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因而，總理的選擇決策可能與記者提問的對抗性取向有關，盡量規避對抗性問題，而傾向于回答非對抗性問題。

三

研究問題與假設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總理新聞發布會上的記者選擇涉及多元主體的價值訴求， 其背后蘊含著極為復雜的利益博弈機制。記者選擇行為不僅受制于顯性的制度規 范，還受制于諸多隱性的約束條件。為簡化研究，本文僅聚焦于記者選擇中可觀測的顯性行為，將記者選擇的中間過程看成“黑箱”，針對最終選擇結果來推測相關的影響因素。因而，本文要回答的問題是:

RQ1: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上記者選擇的特征與分布態勢如何？

RQ2:影響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記者選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該問題包含 以下6個假設:

H1a:總理新聞發布會上雙邊貿易額排名靠前的比排名靠后的來源國記者有更 多的提問機會。

H1b:國際政治體系中實力強的大國比中小國家記者有更多的提問機會。

H1c:媒體聲譽高的主流媒體比邊緣媒體記者有更多的提問機會。

H2a:記者的提問機會與其提問個數呈負相關關系，提出單一型問題的比提出復合型問題的來源國記者有更多的提問機會。

 H2b:記者的提問機會與其提問的內容取向呈正相關關系，提非負面問題的比提負面問題的來源國記者有更多的提問機會。

 H2c:記者的提問機會與其提問的對抗性取向呈正相關關系，提非對抗性性問題的比提對抗性問題的來源國記者有更多的提問機會。

四

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數據采集

自1993年起，中國大陸的總理新聞發布會成為公開透明的官方活動，媒體保存 了完整的文獻材料，為本研究提供了原始數據。本文選取1993-2015年間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文字記錄材料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大公報官方網站，它整理了自1993-2015年歷任總理記者招待會的文字實錄資料。將23篇文本全部下載并建立一個小型數據庫。

本研究將一名記者的單輪次的提問視為一個分析單元(即1名記者如在一輪提 問中提出多個問題，仍視為1個單元)。1993-2015年，共有263名記者獲得提問機 會，因而有263個分析單元。

(二)編碼方案與可信度

自變量表1描述了本研究的自變量及編碼方案。本研究的自變量分為兩個方 面。在首腦職務決定論的理論框架中，有3個自變量。

(a)經濟因素，用中國與相關國家雙邊貿易額的排名來衡量。中國國家海關總署每年定期發布中國與相關國家雙邊貿易額的排行榜，這為本研究提供了數據來源。來源國的等級劃分按照雙邊貿易額排名的“前2名”，“第3-6名”，“7-10名”和“其他”來分類。

(b)政治因素，用國家的綜合實力來衡量，學術界已經發展了評估國家綜合實力的量化工具，本文采用當前國際政治領域流行的政治集團標準 來評估國家實力，依實力高低分為G7國家，金磚5國(BRICS)，G20中的其他國家和G20之外的國家四類。

(c)媒體聲譽，劃分為主流媒體與邊緣媒體，前者是指有全球或全國影響力的知名媒體；后者指影響力與知名度都較前者遜色的一般媒體。

在首腦個性決定論的理論框架中，有3個自變量。

(a)任務偏好，用記者在單輪次中提問的個數來衡量，分為單一型問題和復合型問題兩類，前者指記者在單輪次中僅提一個問題，后者則提出了兩個及以上的問題。

(b)內容偏好，用記者提問的負面性質來衡量，分為負面的問題和非負面的問題兩類，前者指對政府或首腦的批評性的、揭露性的問題，后者是不具批評性、揭露性的問題。

(c)對抗性偏好用記者提問的對抗性特征來衡量，分為對抗性的或非對抗性的問題兩類。對抗性提問是指不同意首腦的觀點，或持與政府政策取向相反立場的提問；反之，則屬于非對抗性提問。

因變量：本研究的因變量是獲提問機會記者來源國的頻次。分等級的編碼規則是，媒體來源國出現頻次超過30次的被編為最高等頻次(編碼為3)，10-29次的被編為較高等頻次(編碼為2)，2-9次的被編為中等頻次(編碼為1)，1次及以下的被編為低等頻次(編碼為0)。

協變量：時間變化是影響政府首腦公共行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考慮1個協變 量:將總理新聞發布會舉辦的年份(時間)作為協變量(共23個年份)。

可信度：依據上述規則制作編碼本后，對兩名參與編碼的研究生進行培訓。編 碼完成后隨機抽取10%的樣本進行編碼可信度檢測。統計結果表明，Scott’s pi系數在.94-1.0之間，平均為.96。可信度符合內容分析的要求。

數據分析方法。首先，利用頻次統計對記者選擇的結果進行全方位的描述，包 含時間與空間分布，媒體類型與集中度分布等。其二，為檢驗6個假設，一方面使用6個卡方檢驗，計算不同特征來源國記者提問機會差異的顯著程度；另一方面利用平均值分析，計算不同特征來源國記者提問機會的均值，比較驗證兩者的大小。 最后，為檢驗影響首腦選擇行為的主要因素，先使用有序回歸來驗證首腦職務決定論框架下3個因素對總理記者選擇行為的影響程度，然后使用相關分析來驗證首腦個性決定論框架下3個因素與總理記者選擇行為之間的相關性。

五

研究發現

  (一)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記者選擇的結果與分布

RQ1考察中國大陸新聞發布會上總理記者選擇的分布特征，本文從以下4個方 面來回答。

從歷史分布看，1993-2015年，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經歷了四任總理 (李鵬、朱镕基、溫家寶、李克強)，在總理新聞發布會上，提問記者的數目有逐步增加的趨勢(圖1)。

從地區分布看，參加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的媒體與提問記者的來源國遍 及全球。23年中有20個國家或地區、90家媒體、263人次的記者獲得提問機會(表 2)。提問者主要來自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大國，非洲僅獲2個提問機會，大洋洲和南美洲尚無提問者入圍。

從媒體類型看，23年間，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上，入選提問者來自報刊的107個，占40.7%；來自廣播電視媒體的89個，占33.8%；來自通訊社的66個，占 25.1%；來自互聯網媒體的1個，占0.4%。可見，報刊、廣播電視、通訊社等傳統媒 體仍占據優勢地位，新興互聯網媒體處于邊緣地位。

從總理新聞發布會上獲提問機會的各國記者所在媒體的集中度(CR)看，中國大陸媒體的集中度最高(CR=6.23)。中國大陸官方主流媒體占據絕對優勢地位，而市場化媒體和地方媒體處于邊緣地位(表3)。

美國媒體的集中度較高(CR=3.90)。23年間美國共有10家媒體入圍。從媒體類型看，通訊社2家入圍，獲10次提問;報刊社5家，提問12次;廣電2家，提問15 次;互聯網媒體1家，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系唯一入圍中國大陸總理新聞 發布會的網絡媒體（表4）。在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上獲提問機會的記者集中于有國際影響力的傳統主流媒體，但亦有例外，老牌的《紐約時報》未獲1個提問機會，這可能與該報與中國政府的關系不佳有關。

歐洲媒體的集中度處于中等水平(CR=2.47)。23年間，歐洲媒體獲提問總數 47次（表5）。歐洲內有國際影響力的傳統主流媒體受到中國大陸總理的青睞。

(二)假設驗證

在首腦職務決定論的3個因素中，用卡方分析檢驗H1a和H1b。結果表明，雙邊貿易額 排名越靠前的國家，其派出記者的提問機會越多，雙邊貿易額排名越靠后的國家， 其派出記者獲得的提問機會越少。因而假設H1a得到支持。

同樣，國際政治體系中國家實力不同，國際政治體系中實力強大的來源國媒 體記者有更多的提問機會，中小國家媒體記者少有提問機會，因而假設H1b得到支持。

使用T檢驗驗證H1c，結果表明，媒體地位不同，其提問機會的差異非常明顯，即媒體聲譽高的主流媒體比邊緣媒體有更多的提問機會，因而H1c得到支持。

在首腦個性決定論3個因素的相關假設中，用相關分析來檢驗H2a、H2b和 H2c。結果表明，在任務偏好方面，記者的提問個數與其提問機會之間并無明顯相 關關系。這是因為，總理召開新聞發布會的頻次非常少，記者的提問機會非常稀缺，記者一旦幸運地獲得提問機會，一定會盡量地把它用足，因此會更傾向于提復合型問題而非單一性問題?？偫韺τ浾叩拇朔N意圖也予以理解，不會 因為記者提出復合型問題而減少其提問機會。總理不會規避復合型提問，記者提問機會的多寡，與其提出個數沒有相關關系，因而H2a被否定。

對H2b和H2c進行檢驗時，考慮到中外記者職業傳統以及政治和新聞體制的 差異，需要將境外記者與中國大陸記者區分開，分別考察變量之間的關系，故而使用了兩組相關分析。在內容偏好方面，基于中國大陸記者的相關分析顯示，記者的提問內容性質與其提問機會之間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基于境外記者的相關分析顯示，記者的提問內容取向與其提問機會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提負面問題的比提非負面問題的記者有更多提問機會，與預期假設方向相反。實際上，對于中外媒體報道及提問取向的差異，新聞發布會的組織者是清楚的，政府領導人也不會因為記者提問內容的取向而對其提問機會加以限制。因而H2b被否定。

在對抗性偏好方面，基于中國大陸記者的相關分析顯示，記者提問對抗性特 征與其提問機會之間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诰惩庥浾叩南?關分析顯示，記者提問對抗性特征與其提問機會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提負面問題的比提非負面問題的記者有更多提問機會，與預期假設方向相反。與上述理由類似，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中國大陸政府領導人不可能將記者提問的對抗性取向作為記者提問機會取舍的因素，故而H2c被否定。

  (三)影響總理記者選擇行為的因素

在首腦職務決定的解釋框架中，回歸分析表明(表6)，經濟和政治因素對總理記者選擇行為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媒體的地位或聲譽對總理記者選擇行為有一定影響。

在首腦個性決定論的解釋框架中，前述相關分析表明，對中國大陸記者而言， 記者的提問個數、提問內容取向及對抗性取向與其提問機會之間均無明顯的相關性。對境外記者而言，記者的提問內容取向及對抗性取向與其提問機會之間 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表明境外記者的提問內容取向及對抗性取向對總理的記者選擇行為有一定的影響。

綜合來看，中國大陸新聞發布會上總理記者選擇行為適用首腦職務決定論的解釋框架，但也不能忽視首腦個性決定論的解釋框架。

六

結論與討論

本文針對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上記者來源多樣化的特殊背景，對4任總理的記者選擇行為進行了研究，有以下幾個發現。

其一，本文對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記錄資料的研究發現，總理的記者選 擇行為適用首腦職務決定論的解釋框架。同時，也不能忽略首腦個性決定論的解釋框架。將首腦職務決定論和首腦個性決定論兩種解釋方法整合起來，綜合考量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則解釋更有效。

其二，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初步形成了一套現實可行的記者選擇機制。經 過20多年的持續運作，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組織者綜合權衡各方利益訴求，構建了操作性強、程式化特征凸顯、相對穩定的記者選擇機制，其特色有四：全球化的記者選擇導向；靈活的記者選擇方式，采用委托代理制與總理現場選擇相結合的靈活機制；多元化的記者選擇導向，堅持突出重點又兼顧一般的原則，凸顯了記者選擇的多元化取向；包容性的記者選擇取向，既歡迎正面的非對抗性提問，也能夠容納負面的對抗性提問。

毋庸諱言，中國大陸總理新聞發布會的記者選擇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突出問 題，亟需加快改革步伐。

首先，增加發布頻次，推動采訪供給改革；其次，豐富主體類型，構建多樣化的國家領導人新聞發布會制度；最后，兼顧多方訴求，構建平衡的輿論結構。

作為一個探索性的量化研究，本文亦存在不少局限。本文僅驗證了可能影響中國大陸總理記者選擇行為的6個變量，但是，還有可能有其他的影響因素。 其一，性別可能是影響總理記者選擇行為的因素。其二，記者對自己的包裝技巧也可能影響首腦的選擇行為。其三，論文探究的只是一個解釋力有限的相關關系，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因而本文對總理新聞發布會上記者選擇行為的解釋力是有限的。要深入解釋記者選擇機制，還需設計更科學的變量系統，進行通盤考量。此外，本研究還有一些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例如，中外記者在提問取向上是否存在相互影響的特殊機制？本文留下的缺憾和不足，將在進一步研究中進行探索。

本文有刪節，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于《國際新聞界》2017年02期。

(本期執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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